手中一杯酒，天地万物入我怀

手中一杯酒，天地精灵入我怀。此消彼长、缘起缘灭，皆在一念之间，皆在一杯之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酒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标识曾深度参与了中华文化早期远古先民们敬畏天地神灵、侍奉灵冥祖先的精神建构，也最终直接引发了这一建构体系的倒塌。而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华酒文化初期的关于建构与崩塌的过程叙事也间接地造就了中华酒文化的斑驳底色与复杂基底。

中华酒文化缘起于夏代，在中华文明迎来这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之前，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岁月的远古部落时期也在最后一任部落首领大禹的手上走到了它的最后一段路程，在当时的掌舵者大禹治理之下，仪狄酿造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神奇饮品：酒。大禹在品尝过后，对其下了断语：美则美矣，但却对权力统治有害。大禹对酒的判断直接影响了夏朝的酒文化发展，虽然史传夏朝也是忘于最后一任统治者桀的酗酒昏聩，但在有夏一朝，酒文化的发展是克制的。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的的第一次小高潮发生在商代，商代的初代君王成汤是以贤能仁爱立国，对于酒文化也保持着冷静和克制。但随着商代青铜器技术的掌握，生产水平的提高，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变化，特别是上层统治者的意识观念在不断改变。部落时期的遗风“节俭”之德被“奢靡”取代，享受被视作理所当然。

这种风气最典型的反映便是广泛见于商代各种青铜钟鼎彝器的饕餮纹（饕餮为贪食之象）。饕餮所体现的享受精神在商文化的各方面都有反映，也构成了不同于夏代的新的精神品格。宋代文人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提到：“前诗（《诗·商颂·那》）声也，所言皆音乐。此诗（《诗·商颂·烈祖》）臭（读作xiù，古义为气味的意思）也，所言皆饮食也。商尚声，亦尚臭。”这一说法揭示出商代人重声色、重饮食的思想特质。在商代人的观念中，饮酒与饮食、赏乐一样，“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商人以二者祭祀上帝神灵与祖先，其中也包含以之通达上帝、祖先之意。不过，商代中后期酒与乐泛滥导致人与上帝边界的消弭，以及上帝崇高性、神圣性的消解。上帝本来高高在上，充满威严，但在酒、乐中，人世间的秩序在酒乐之中被软化、被突破。上帝与人的距离被不断消除、化解，奴隶制王朝的统治者遂膨胀、狂妄而以上帝自居，其结局就是帝国的威严系于一人。一人在“肉林”“酒池”中迷失，帝国便轰然倒塌。